一个较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不断地呼唤真正的批评，为批评的日渐衰萎而忧虑。这一方面是因为严肃而认真、确实见水平的批评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令读者甚感乏味的一味捧场和无关痛痒的批评文章却越来越多，这应是批评的悲哀。在批评的“颓势”中，时常还可以看到一些使人皱眉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一味吹捧，也不是无关痛痒，而是显得非常认真，并且还颇有些尖锐、不留情面，但却同样令人深感忧虑。
以下略举几例。
有文章谈到现在常连用的“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时，说这两个成语从刘义庆《世说新语》“流芳后世、遗臭万载”而来。这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太原某报刊出一篇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引经据典，批评该文“所引语源”是错的，指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已有这两个成语。结论是“绝非出自后来的《世说新语》”。这样的批评，甚令读者惊讶，批评者竟然不知宋人司马光比南朝刘义庆晚生600多年，《世说新语》于《资治通鉴》来说，是很早以前的，而不是“后来的”。
有篇关于傅山生年的论文，堂而皇之地刊于北京一家大杂志，批评别人将傅山生年搞错了。此文所提出的新材料是傅山《霜红龛集》中有“年四十馀半”之语，从中得出傅山写那篇文章时年龄为“四十岁零半岁”，以此来否定别人的结论，颇有些提出新见的味道。其实，这是批评者古文基础差，错断了傅山文句，将“年四十馀，半老夫矣”读作了“年四十馀半，老夫矣”。这样的批评文章，虽然可以拿去评职称，但其实是在闹笑话。
如果说以上两例批评是因为缺乏常识或水平过低，还情有可原，那么以下这例批评则难免令人瞠目结舌了。
曾见南京一家刊物刊有刘某的批评文章，尖锐批评广东诗人李汝伦诗集中的《游河南宋陵，感怀史事》一诗。李先生这首咏史诗写得极好，慷慨沉郁，颇有文采，感慨赵宋王朝误国后，尾联道：“家祭放翁存底物？中原遮眼是胡尘。”叹惜陆放翁“北定中原”的临终遗愿落空了，中原后来彻底沦入外族之手。而刘氏指责道：“李汝伦先生1986年游宋陵时竟有‘中原遮眼是胡尘’的感怀，实在是无法理解！今天的开封市并非昔日的开封府，哪来的‘胡尘’？”这样的批评，除了教一般读者觉得好笑外，还让少数心有余悸者复又心悸，想起了“文革”中的政治大批判和罗织罪名。这位批评者竟然读不懂李先生诗意（其实该诗并不难懂），也不知宋陵并不在开封市，而在巩县，就来了一番火药味极浓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对于这样的批评，被批评者除了只是苦笑外，还能说什么呢。平心而论，这不就是十年浩劫中红卫兵的水平么？
我们的社会需要批评，人们在呼唤批评，于是就有人写了一些这样的“批评”文章，真是令人无法可想。这样的批评，毫无价值，连乏味也谈不上，只是令人觉得好笑，使人皱眉。出了一些这样的批评者，出了一些以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心态写出来的批评文章，不但更是批评的悲哀，而且是当今文化界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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